《印度合伙人》:小小姨妈巾改造经济和观念
2018-12-25 09:35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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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《印度合伙人》:小小姨妈巾改造经济和观念


印度电影向来载歌载舞,以其脉络清晰、戏剧性冲突强烈和节奏明快等特点深受大众喜爱,尤其近年来,印度电影的种类层出不穷,不再是原先的单一形态。从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《我的个神啊》《误杀瞒天记》《摔跤吧!爸爸》等电影中,观众在面对欢乐、惊险的场面同时,感受到更多的是影片背后的社会现实,有些甚至冲破了局限和禁忌,提出了质疑和批判。

 

《印度合伙人》这部影片有另一译名:《护垫侠》(Padman),明显是个模仿“漫威”英雄的生造词,有神化之意;而前者又呼应《中国合伙人》,有迎合之意。一个因为关税而使卫生巾成为奢侈品的国度,女性的经期卫生问题从底层浮上水面。拉克希米为改善这种情况,为妻子制作价廉的卫生巾而遭致村人排斥,远走他乡,凭借钻研精神,自己开发机器、生产物美价廉的卫生巾,最终赢得合伙人青睐,获得社会认同和尊崇。

 

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拉克希米的原型是阿鲁纳恰拉姆(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),他获得过印度总统亲自颁发的国家创意大奖,还曾入选《时代》杂志2014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。如今,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引进他设计的卫生巾制造机,大部分是肯尼亚、尼日利亚、毛里求斯、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。他在1994年发现妻子在经期使用的竟然是他连“擦自行车都不会使用”的脏毛巾时,被彻底震惊。55卢比一包的卫生巾,在当时的印度可以买好多食物,可供贫穷家庭维系一周生计,用于女人月事想当然是一种奢靡举动。电影中,女人的经期成为整个村里人羞于启齿、甚至被认为是对神灵有所亵渎之事,上不得台面,连那块脏毛巾晾晒时也是遮遮掩掩,见不得阳光。

 

女性地位在印度社会的卑微和渺小,是其民族劣根性导致,这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,雅利安人征服整个印度后,在这个国家不仅建立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,还将崇尚武力、传承父权文化及鼓吹男尊女卑的观念深植整个社会,难怪马克思曾在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》中对这个国家如此评价:“印度过去的全部历史,如果还算得上历史的话,就是一次次被异族征服的历史。印度的社会根本没有历史,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。而我们通常说的印度的历史,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入侵印度的侵略者的历史。印度就在这个一无抵抗、二无变化的社会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庞大帝国。”

 

巧合的是,这些侵略国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上大同小异,加上印度的宗教文化、农业大国等因素,最初的母系社会都转为父系社会,导致女性地位极低,屡受强暴、歧视。很多印度女性唯有寄托婚姻来转变人生,但往往陷入深渊。

 

拉克希米的护妻行为,表现在不做出合格、优质的卫生巾誓不罢休的举措上,导致村民和家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祟,最终导致他背井离乡,跑去大城市(印度首都德里)寻找机会。他在教授家接触到互联网,并了解卫生巾生产程序和机械原理,以低成本自制机器来实现产品高性价比。这种轴劲,看似不可理喻,但相较于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,这种原始化的人力研制、生产、营销的笨办法,让观众看到贫穷对抗富裕、创新对抗陈腐、实干对抗愚昧、人性对抗科技的一系列冲突。关键是在同一个国度,受到文化熏陶的阶级(德里的人民)首先对这样的人做出让步和认同,继而感化另一个阶级(村民)的思想——可以说,拉克希米之举提升了妇女生理卫生安全,更改变了她们囿于传统观念对性常识的理解。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,拉克希米旨在给全国女性提升身体健康和就业机会,不惜开放专利权,并实地走访600多个村镇,建厂带动生产和就业,这种对利字当头嗤之以鼻、秉持初心的作法,让他赢得了尊重。他受邀前往纽约TED演讲,用拉氏英语向美国人讲述这段经历,笑中含泪,令人动容。

 

拉克希米在成功前后的遭遇可谓阴阳两极,人们最终趋于舆论和权益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,而导演用到这种简明易懂的戏剧化差异,实际上削弱了传记影片的艺术性表达,使得人物对社会的两极化反映呈现得过于笼统,缺乏反思的深邃性。尤其是“合伙人”这个概念,明明可以打破,却困于追求一个“有始有终”的圆满诉求,而抛掉了男主人公内心深处早被现代化文明熏染的一部分,降回到原点。影片中身为“伯乐”的帕丽,早已和拉克希米站在同一阵营,可谓志同道合,但却囿于拉克希米已婚身份,最终离他而去——这样的价值观完全是趋于导演一味强调商业化电影模式、符合大部分传统观众口味而强加上去,与现实中阿鲁纳恰拉姆的经历有所出入。

 

印度从以前只有12%的女性用得起卫生巾,到现在近乎百分百的女性用得起卫生巾,中间只隔了一个拉克希米。它让观众看到的是,打破旧有观念的唯一标准是:穷则思变,也让更多人得以反思,贫穷带来的商机和利益背后,埋藏了多少社会劣根性。就像印度籍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•班纳吉(Abhijit V.Banerjee)和法国籍经济学教授埃斯特•迪弗洛(Esther Duflo)合著的《贫穷的本质》一书中最后所说:“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,我们不想作过多评论,但也不会忽略这项事业所暗藏的逻辑:小的变化可以带来大的影响。”


——已发表于媒体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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